没有扫黄前的东莞是什么样的

在中国,地下性产业是一种令人不耻的不道德行为,也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。不过,因为中国传统伦理世俗和法律的双重约束,才使得这种在西方社会被允许的皮肉生意,在中国只能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着。

那么,为何色情产业在中国明禁暗行,屡禁不止?又是谁在养活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的人?这些性消费者又有着怎样的心理诉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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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下性产业现状

娼妓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在新中国成立前,色情交易,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,一直得到了官方或明或暗的默许。

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,中国改天换地,存续了数千年的色情交易被全面禁止。成千上万名职业妓女和街头暗娼,被强制接受劳动改造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,“妓女”这个词就在中国人的语境中,几乎就彻底消失了。

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,西方思潮涌入中国。加上中国急于要和西方社会接轨,娼妓文化又开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暗潮涌动。

虽然当时的法令依然严禁这种行为,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“大局”下,人们的欲望被彻底激发,而色情交易凭借巨大的市场需求终于浮出了水面,并开始公开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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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,卖淫嫖娼最猖獗的地方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,而尤以东莞市为重。早些年,东莞曾因色情行业发达被称为“男人的天堂”。据估计,在2014年扫黄之前,东莞保守估计约有25万名性服务者。

2014年东莞地下性产业被央媒曝光后,一场规模空前的扫黄行动就在这里爆发了。成千上万家涉黄旅馆、桑拿店、按摩店等被勒令关闭。数千人被逮捕,包括众多的性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,和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。东莞也由此成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。

但据后来的媒体报道,这次扫黄结束后并不意味着东莞的性产业就消失了。只是现在的性交易已经转向地下,以前那些提供性交易的公开固定的场所被关停了,但一些隐秘的交易方式和场所依然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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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性市场中的“日光族”

东莞只是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一个缩影。虽然中国这些年明令禁止卖淫嫖娼行为,扫黄打黑专项行动也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,但很多人都明白,这是无法禁绝的。

因为每个人都有性需求。

如果这个需求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满足,就必然要通过其他渠道满足,由此就会催生出市场化的职业性服务。而有性需求的群体数量越大,带动的色情产业也就越大,也越难禁绝。

既然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存续千百年而不绝,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。这个合理性,不是由法律法规决定的,而是由市场决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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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分析认为,中国地下性产业之所以如此顽强,是因为中国有数亿的日光族。他们为了生活,每年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。他们当中很多人常年远离老婆和孩子孤身在外地生活,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,由此就催生并带动了城市的色情服务产业。

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农民工总量一直在逐年增加,目前已接近3亿人。并且,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达50.5%。也就是说,在这近3亿进城农民工当中,有一半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。而青壮年正是对性需求最旺盛的时期。

数字显示:我国有80%的外来“日光族”都处于性饥渴状态。当然,不单是“日光族”,常年外漂的劳务人员都有这种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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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。在回答“多久过一次性生活”这个问题的选项中,只有5%的男性选择“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”,而女性是0%。而选择“时间长了记不清”的男性有19%,女性有18%。

“日光族”性生活少,甚至没有性生活,主要是由于伴侣不在身边导致的。除此,也有一部分群体是因为收入低,地位差,找不到伴侣。

不管是何种原因,对于一个青壮年来说,长期的性压抑不仅会产生身心危害,也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。加上现代社会消遣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,城市的诱惑太多,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通过另类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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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新华社记者的一项调查显示,在被问到“如果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会怎么办?”时,有21%的男性选择“找小姐”。并且,接受过小姐性服务的比例也越来越高。

根据有关资料显示,武汉市第二收容教育所1999年共收容教育272名嫖娼者,其中民工为172人,占比达63%。2000年收容教育的122名嫖娼者中,“日光族”也占比64%,有79人。

从这个数据可以推测,在庞大的性消费群体中,“日光族”群体是主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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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光族”性消费的心理分析

前面说了,强烈的市场需求,是导致地下色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,则是因为很多的“日光族”,都存在一种“心理怪相”。

性学教授潘绥铭曾实地考察了中国多个省市的性产业状况,然后在《存在与荒谬》一书中总结道,很多性从业者的收入其实并不高,而消费性的主力军,也不是有钱人。他们之所以能消费性,不过是因为工资日结,看似有闲钱罢了。

因为,很多“日光族”并没有稳定和固定的工作,往往是一个活干完了又去接下一个活,一个工地上干完了就去找另一个工地。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,让他们的工作和工资都是按天计算,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工资日结或者短时间就要结一次的方式。这种方式也显得更加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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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他们的工资大多都是现金结算。他们还不习惯应用手机支付系统。他们拿到钱后可能无法及时储蓄或寄走,因此口袋里随时都有相当多的现金可以任意支配,比一般的工薪族还要多。这很容易使人对自己的“富余活钱”产生夸大的感觉。

一般来说,“日光族”的日常生活都极度简单,必要的消费也降低到了极点。当他们兜里揣着钱,真正想放松一下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?吃喝嫖赌这四样,当然首选就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性了。毕竟,性是一种生理需求,对他们来说,这比一些精神诉求重要和实际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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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,正因为很多“日光族”会产生这种“看似有闲钱”的错觉,也容易导致他们染上挥霍的坏习惯。特别是一些年轻群体,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抵抗力差,自制力差,如果不懂得克制的话,会很容易沦落为“日光族”。

一旦有人越过了“满足生理需求”这个朴实简单的目的,而沉迷于女色,痴恋繁华,那么就会瓦解公众对这些底层弱势群体(包括性消费者与性服务者)的整体同情。如果弱者更弱或弱者变坏,这都将是社会的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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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处安放的性诉求

饱暖思淫欲。以前很多人会以为,只有富人才会消费“性”。其实不然,诸如“天上人间”这样的高档场所,毕竟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去消费,他们也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性产业。

而真正养活那么多的性服务从业人员的,是数亿具有强烈性需求的“日光族”,正是他们带动了许多“十元店”“洗头房”“异性按摩”等街头廉价性服务场所的兴起。

2012年,一个叫叶海燕的女人,因曾卧底“十元店”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,成了一个饱受争议的网红。这则新闻让世人注意到,广大的农民工和他们的性需求,已成了一个时代问题,需要更多人去关爱和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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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从需求端做出的分析,如果从供给端来看,那些甘愿做皮肉生意的性服务提供者又是谁呢?其实她们大多数也来自农村。这些人初入城市, 因为没学历、技术、文化,很难融入到她们渴望融入的城市主流生活,最后就“走捷径” 踏上了性服务的不归路。

而如今,随着扫黄打黑的持续加码,不仅高档性消费场所被关停,连一些街头廉价的性交易场所也基本被取缔殆尽。性产业的供需平衡已被彻底打破,那么,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,将来谁来满足那些“日光族”的性需求?

虽然一些性交易还在通过更隐秘的方式进行,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了。如果不及时进行疏导和化解,这种普遍的性压抑现象会否激发新的社会矛盾,也还不好说。

注:农民工是日光族的其中一部分

原创文章作者:李小白,如若转载,请注明来自百香果号:https://www.huangjinbaixiangguo.com/article/8044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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