划船不用桨，一生全靠浪，大家好，我是浪哥，一个做事坚持能动手就别吵吵原则的硬壳男人。最近看了吴晓波先生的《激荡三十年》，发现从1978到2018短短40年之前，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到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这其中到底是什么给中国经济加了催化剂？回忆一下在这些年中潮涨潮落出现的弄潮儿，他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，希望能从这些人或事里面看到中国崛起背后的原因？

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978年，来看看那个距今半个世纪的今天，人们都在干什么？那些人在这些片段中留下身影，并持续影响中国当前经济。

1978年彼时的中国，仍在实施计划经济制度，那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把控全国各行各业的销售，将生产和销售配给结合起来，每年讨论每个行业的生产计划，而此时这种配给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时中国的发展。生产采用计划经济，市场采用凭票购买，工作世袭且不存在多劳多得，各种改善生活的奋斗都被标称为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，这时的中国已经如一辆负重前行的火车，越来越难在当前道路上走下去，必须需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让中国继续健康的走下去。

国家的变革

国家积弊

1978年的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发展的更加艰难，此时的中国工人将他们的工作当成了一种权利，而不是机会。工厂管理人员不敢对工人阶级中的成员压制。而工人的岗位可以世袭，一名工人退休之后，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，基本不存在解雇的现象。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，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障碍。

中国的领导阶层也知道中国这列火车，假如在不进行变革，将难以形式下去，单靠现有的工厂模式不可能实现现代化，必须下定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，改变经济体制。

1978年，到9月为止，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，接待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欧发达国家。同年7月，中国停止对越南的援助；之后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；10月23日，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正式生效；12月16日，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。

国家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转变，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，希望通过外国的资本和技术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发展，改革的春风在政策和舆论上逐渐显现，而这些改变只有对中国经济发展观察敏锐的人发现，普通的普罗大众还沉浸在固话的思想中无法超脱，按部就班的从事自己的工作，被动等待着伟大时代的到来。

高考恢复

1978年发生了影响中国深远持久的一件事，那就是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制度，十年动乱，让社会浮躁，充斥着各种读书无用论，学校被迫停课，学生被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此时的中国各行各业缺乏人才，而高考让十年的学子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1978年，610万人参加高考，录取40.2万人，这些人中很多成为了中国经济变革的柱石，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改变也改变了自身的命运。龙门陡开，江鲫飞跃，积压了10年的人才一旦喷涌，又会对中国巨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

辽宁沈阳工人马蔚华在当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专业，而21年后的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长。

北京176中学的青年教师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，而在六年后参与创办四通公司，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。

四川的刘永行三兄弟参加1977高考，之后因为“出身成分”不好而没有被录取，后来兄弟创办了养殖场，成为后来的新希望集团，一度成为当时的“中国首富”；

广州华南理工迎来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，其中陈伟荣、黄宏生、李东生都是无线电班的学生，他们三人日后创建了康佳、创维、TCL集团，成为中国彩电的三巨头，极盛之时，三家占全国彩电产量的40%。

TCL 李东生；康佳 陈伟荣；创维 黄宏生

来自陕西咸阳国棉八厂的工人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，他就是张艺谋，后来成为了中国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。

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改变人生。龙门陡开，江鲫飞跃，许多人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中流砥柱，而他们切实通过中国的政策变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不管他们是否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，但他们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。

邓公改制

1978年邓小平在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当选为政协主席。之后他主持了一个“全国科学大会”，提出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，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的论断。在自我认知上承认了中国的落后，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计划，计划“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”，但是并未清楚认清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差距。但对于当时的中国，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政策，让全中国为之一振。而在大会上6000人中有150名35岁以下的，而在写人中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青年人，他是来自解放军的代表，而此时的他还在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，而他不会料到，在十年后的深圳，以不足2万创建一家叫华为的电子公司，后来成长为让全世界为之敬畏的企业。

1978年10月22日，邓公开启了对日访问，这次访问走访日本公司是此次出行的重要事项。邓公在考察大阪时，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，在那里见到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，“日本经营之神”83岁的松下幸之助。并在工厂纪念册上题词：中日友好前程似锦。而后松下公司成为最先进入中国的公司，并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，在其后的十年间，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。

同年11月12日，日本抵达新加坡，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，开始考察新加坡如何使用外资进行本国建设，这是为中国之后的经济建设选取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。

1978年，邓公的各种访问其本质是在为中国日后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经验。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公在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“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”，他当时列举了十来个城市中第一个便是深圳。1979年3月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。

1978年，邓小平便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，被称为《新中国的梦想家》(“Visions of a New China”)。

一个伟大的时代，需要一个伟大的舵手。时值中国内外交困之时，国家的变革已经是迫在眉睫，而转行所有的风险也需要舵手承担，他除了需要敏锐的眼光、开阔的眼界，还需要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，就这样身高5英尺的邓公，开始引导中国的经济建设，确定了之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方向—“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。

民间变革

小岗村

1978年的安徽，春季之后出现旱情，全省夏粮减产，而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“三靠村”–“吃粮靠返销，用钱靠救济，生产靠贷款”，每年秋收之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。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只能铤而走险走包产到户这条路。

11月24日晚上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件破草屋中，18个衣衫破旧、面色饥黄的农民，借助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在一张契约下按上自己血红的手印，并发誓：“宁愿坐牢杀头，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”，就这样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出现土崩瓦解的迹象。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在此后迅速推广到全国，一方面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，另一方面他让东南沿海地带的农民从土地上逃离，大量人口开始流向大城市，他们自然而然的进入工厂制造业，这让乡镇企业迅速崛起，找到了发展的沃土。

华西村

20世纪60年代，华西村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全国典型。而起村委会主任吴仁宝创造了当48年村党委书记的记录。在1969年的时候，吴仁宝就抽调20人在村中偷偷办起小五金厂，而当时全社会却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但当时吴仁宝却还要顶风作案，因为种田是在挣不到钱。全村人拼死拼活，农业总产值24万元，而只用20个人办起的小五金厂，三年后就达到24万元的产值。

1978年，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，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，银行存款100万元，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，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。而整个江阴县的工农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。

鲁冠球

1969年，钱塘江畔的萧山县，25岁的鲁冠球靠东拼西凑来的4000元，带着6个人办起了“宁围公社农机厂”。但是当时的大环境是铁桶般的计划经济，生产什么，购买什么，销售什么，都需要国家经济指标，除此之外的商品流通都是“非法”的，而精明的鲁冠球就是为诸位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的生产，就这样来到1978年，此时鲁冠球的工厂有400多人，年产值达300多万元。

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鲁冠球，在建厂之初实行基本工资，到时到1971年，便开始实行计件(时)工资制度，而当时也基本没有工厂开这样的先河，这种超前的思维不仅不让人赞叹鲁冠球对人性的思考。

合作交流

可口可乐

可口可乐对现在的我们是那样熟悉，但是在1978年的中国确实找不到踪影，它的身影出现在1979年。1978年，中国和美国发表《中美建交联合公报》。可口可乐和中国粮油几天签署合同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可口可乐，当时协议中指出：“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，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，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，并在中国市场销售。”而在建厂之前，中国则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，而售卖的地区仅限涉外饭店、旅游商店。

德国大众

1978年8月，主管汽车产业的第一机械步向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等国汽车生产企业发出邀请，希望他们能来中国考察。美国通用公司来华浅谈轿车和重型汽车业务，确定了合资经营，风险共单的模式，但是最终此决议在美国董事会遭到否决，美国进入中国的步伐戛然而止。而与此同时，德国的专家考察上海之后，开始谈合作项目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此次谈判竟然一谈十年，而中国的底线便是“大众汽车必须实现国产化”。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能和桑塔纳配套，而当时自己能生产的部件只能占汽车总部件的2.7%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改变经济的决心和接纳世界的勇气。

总结：

1978年的中国似乎与整个世界处在不同的时空中，彼此那么遥远且陌生，而他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有那么遥远。但是美国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达到70%，而中国的报纸才有第一个广告。政府在呼吁人们节俭办事，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回收利用起来。

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是，美国刚刚从越战的泥沼中爬出来，无力干涉其他地区事务；苏联因为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，冷战局势处于低潮；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，手中有大量现金，急需扩大海外市场。

内外交困迫使中国不得不做出改变，现在看来当时变革需要多大的勇气，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转变，经济制度的变革，稍有不慎动辄经济崩溃，人心涣散，重则国家崩坏，但是我们还是勇敢走出了这一步。

很显然，1978年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。